赵匡胤陈桥兵变之后是怎样对待周皇帝的

宋太宗是武将出身，文化水平一般，不过却很喜欢看书，我们熟知的“开卷有益”，就源自宋太宗。太宗朝在中国古代文化的编辑整理上做出了许多成就，尤其是三部类书(《太平广记》《太平御览》《文苑英华》)的编订，文事之盛，可谓空前。那宋太宗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编修古书呢?

宋太宗曾经说：“朕性喜读书，颇得其趣，开卷有益，岂徒然也。”我天性就喜欢读书，也很能感受到读书的乐趣，只要打开书总会有些好处，看书是绝不会白费力气的啊。宋太宗的这句名言，让千百年来的读书人感动不已。作为一个政治家，一个帝王，当然不会像一个文人一样喜欢看书，单纯的享受文字的乐趣。帝王们的一言一行，更多的代表了他们为政的倾向。其实，宋太宗的内心是否真的喜欢看书，谁又能知道呢?

宋太宗对于文化事业的大力提倡，首先是继承了宋太祖重文抑武的国策，而宋太宗更加发扬光大。

当初宋太祖陈桥兵变，由后周禁军大将摇身一变，成为大宋开国皇帝。而宋太宗又何尝不是因为自己掌控禁军多年，又一直担任开封府尹的重要职务，才能够成功在宋太祖晚年时期夺位?虽然在宋太宗即位之后，再没有一个将军能够真正威胁到宋太宗的地位，可是，宋太宗心里阴影很重，一生都在努力摆脱武将夺位的阴影，于是，比起兄长来，更加卖力的提倡文事。

在宋人笔记《挥麈后录》记载：太平兴国时，诸降王俱死。其旧臣或有怨言，太宗尽收用之，寘之馆阁，使修书，如册府元龟、文苑英华、太平广记之类，广其卷帙，厚其廪禄赡给，以役其心，多卒老于文字之间。

这段文字是一个很好的注脚。虽然在宋太宗即位之后，各路诸侯逐一消灭，归降的南唐国主，吴越国主或者被毒杀，或者被迫自尽，都已经死了，那些归降的臣子们心中难免有怨言。一些受到新皇宠信得居高位的还罢了，一些沉沦下僚的，就未免会回想昔日的荣光和旧主的恩义了。对于这样一些不安份的大臣，宋太宗当然不会手软，可是一来，太平日久，不好新大狱，二来多数人不过是发发牢骚，并没有切实的谋反证据。于是，宋太宗就在考虑，怎样可以让那些人有事情做，不至于没事就聚在一起发牢骚呢?想来想去，最好的方法，就是编书了。

旧历的年底，能令人们翘首以盼的，除了过年，还有年终奖。

说起年终奖，古今皆然。在古代，当然没有“年终奖”这么一个说法，但做法却差不多。每到年底，不管是打杂的，还是当官的，“年终奖”都是不可少的。

当然，各个朝代，“年终奖”的形式和多少都不同。而在秦汉两代，有一种“年终奖”并非靠上级发放，而是靠自己来“创收”。这“创收”的来源，则是平日里的公文。

区区公文，如何能成为“年终奖”的来源?说起来，这与秦汉两代的特殊情况有关。那会儿，纸还没有发明。而且，后来哪怕造纸术面世，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，仍未普及。所以，当时用来书写的东西，主要还是竹简。

公文自然也不例外。发文的机构，先将内容写在竹简上，卷起来，用袋子装好，接着糊上胶泥，再在胶泥上盖个公章，然后发给接收的机构。接收方收到公文后，剥掉胶泥，将公文取出。那装公文的袋子，该如何处置?

放到如今，这自然不成问题。装公文的袋子，恐怕也很少人会注意到，多半都扔掉了事。可在秦汉，这袋子还是挺值钱的。当时装公文的袋子有三种，一种是皮质，一种是丝质，还有就是麻质。前两种自然是挺值钱的;至于麻袋，若是攒得多了，也是一笔不小的钱。所以，一年到头，将这些攒下的袋子卖出去，也就是一笔不小的“年终奖”了。

当然，这也是那个年代的“公务员”们，在物质贫乏的条件下，发挥自己的创造力，所“发明”出来的“年终奖”。不过，在当时，这笔“年终奖”的数目已然不算少。也正因如此，接收公文成了“公务员”个个抢着干的肥差。

这样的例子，在当时的文献中屡见不鲜。可见，这已成了当时普遍的一种“年终奖”方式。和如今的“年终奖”比起来，秦汉时期的这种方式，无疑更具环保性。而且，就分量而言，也不亚于如今的年终奖。

除了有赵普为代表的文臣辅佐之外，赵匡胤在军中广结善缘，和许多军官感情都很好，“义社十兄弟”就是突出的代表。

义社十兄弟是赵匡胤夺取政权，陈桥兵变的最重要的力量，十人如下：赵匡胤、杨光义、石守信、李继勋、王审琦、刘庆义、刘守忠、刘廷让、韩重赟、王政忠。

这十人之中赵匡胤、石守信、李继勋、王审琦、韩重赟、刘廷让，宋史有传，而杨光义、刘庆义、刘守忠、王政忠四人则记载不详。十人最初结社是在后汉末年，共同在时任枢密使的郭威帐下，十人都是低级军官，地位大体相当。而在周世宗去世之时，这十人大都成为军中主将。

在军队当中，结拜兄弟以期互相照应，这本是军中很常见的情况。十人最初以谁为首，无法知道，不过从史籍记载看，结拜前后，也就是后周建国之前，十人之中李继勋官职最大，后周建国之时担任殿前司散员都指挥使，已经是一名中级将领了，而此时的赵匡胤不过是东西马直使，一个禁军的下级军官。而在高平之战后，李继勋多次升迁，一直到周世宗末年，职位才低于赵匡胤。而在陈桥兵变之时，李继勋并未参与，在宋朝建国之后太祖皇帝赵匡胤对他也并没有特别的眷顾，可以猜测，十人结拜之处，为首之人可能正是这位年纪最长，官职最大，而和赵匡胤关系普通的李继勋。

十人之中，石守信、王审琦、韩重贇和赵匡胤关系密切，都参与了陈桥兵变，在宋朝建国之后一度权力很重。之后赵匡胤用杯酒释兵权一招，轻松夺回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兵权，而韩重贇则早在之前，就因私自培养亲兵而被赵匡胤杀害。

杀人之前赵匡胤没有任何查证，因为培养亲兵，正是自己壮大实力、发动兵变的途径，面对威胁到自己宝座的人，赵匡胤不会有任何的手软。我想石守信他们之所以会立刻辞官，也正是因为赵匡胤的铁腕手段和残酷的作风吧。

赵匡胤带兵攻入都城，经过一番激战之后打入皇宫。这时候符太后和周恭帝，也就是七岁的柴宗训已经知道大势已去，于是相拥而泣，之后都换上白色的衣服乘轿子离开王宫，避居天清寺。赵匡胤和众将涌入皇宫，四处搜掠，宫女纷纷闪避、跪拜。这时候赵匡胤看到有位宫女带着两个小男孩，衣饰不同，于是盘问，宫女说，这是世宗的两位王子。面对这种情况有两种版本，一种版本是赵匡胤问众人：“这怎么办呢?”赵普回答说：“带走吧。”一种版本是赵匡胤自己回头对众人说：“还等什么呢?”于是左右把孩子抓走了。两种版本虽然不同，但都表现出赵匡胤的真实内心，想杀尽周世宗后人，斩草除根。只是第一则含蓄一点，想必是后人为尊者讳，不好说的太直接，把恶人让给赵普去做了。第二种就直接多了。从赵匡胤的生平、性格看，第二种更符合武将出身的赵匡胤的风格。

两种版本的故事后来都提到一个人物，叫潘美。潘美在杨家将里，也叫做潘仁美，是一个大奸大恶之辈，是朝廷里反派人物的代表。而在历史上的潘美则是北宋初期一位骁勇善战的名将，在北宋平定南汉、北汉的时候建立了赫赫功勋。而面对急于清楚后周皇族势力的赵匡胤，众将皆附和，唯独潘美默不作声。赵匡胤就问为什么。潘美答道：“臣和陛下都北面服侍世宗，劝陛下杀掉世宗之子，则有负世宗;劝陛下不杀世宗之子，就有负陛下。”还有一个版本，潘美回答：“臣岂敢以为不可，只是于理未安。”两种版本都表现出潘美是一个有自己独立主见的人。第一种直言进谏，并且点明杀世宗之子有负世宗，这是作为臣子的不忠。

一开始我很怀疑这种回答的真实性，以为第二种更贴近真实，因为表意更加含蓄，对赵匡胤的进谏也更加委婉，只是于理未安，按理当然是不能杀的，而理是什么，就是赵匡胤曾经是后周的臣子，至少是周世宗提拔、信任的臣子。不过仔细想想，或许第一种才是真实。潘美此人出名极早，在高平一战之中就立下功勋，之后虽然名位不如赵匡胤，却是赵匡胤不可忽视的重要助手，和赵关系不错。而此时还是赵匡胤进入都城的时刻，说话当还有几分兄弟语气，且大家都感念周世宗的恩情，因此直言不讳。赵匡胤当然会越来越反感兄弟们的这种语气，于是之后就有了“杯酒释兵权”，确立君臣之分了。

无论怎样，赵匡胤在兵变之初，曾经想过杀掉甚至杀尽后周皇室，以确保自己皇位的稳固，但是他也明白的意识到，所有自己的亲信，都曾经是周世宗柴荣重用、信任的将领，对周世宗都怀有刻骨铭心的感恩之心，如果进行屠杀，明显会危及自己的地位。

于是赵匡胤命人追还一个男孩，交给潘美，让潘美收为养子，为世宗留下另一支血脉。

于是，宋太宗把那些有怨言的臣子们，全部都召集起来，让他们一起去编书，编书的范围越广越好，编书的时间越久越好，最好是让他们一辈子都埋在故纸堆中。宋太宗给他们提高待遇，给丰厚的工资，给他们崇高的荣誉，当然，实权是没有的。于是，无数才子大儒皓首穷经，老于文字之间。

很奇怪的是，一些文人明明知道宋太宗对自己不过就是羁縻政策，却依然迷恋热爱编书事业，到后来甚至以此为荣。为什么呢?

中国自古以来，就讲究“三立”，立德，立功，立言。诸位才子的德行当然是好的，可是立功的机会却再也没有了，于是就只好埋头立言，希望借此来扬名后世，争取一份虚无的光荣了。

后代君王比如朱棣，编订《永乐大典》，康熙帝编订《古今图书集成》，乾隆皇帝编订《四库全书》，编书事业五一不是作为皇帝约束那些文人的紧箍咒。朱棣夺建文帝皇位，康熙乾隆大兴文字狱，正是需要稳定人心，控制舆论的时候。

而宋太宗一生编订图书中，最为用心的是《太祖实录》，曾经亲自主持，并亲自审定，表面上看是对先帝事业的关心照顾，其实是刻意删除对自己即位不正的相关史料，以确保自己的帝位。

毕竟在太宗朝，还有着宋太祖的许多儿子，还有着宋太宗的弟弟。干了亏心事，总要尽量的抹干净血迹。不过太宗的种种掩饰，最终不过是欲盖弥彰，徒让后人笑话。